郭沫若，1978年6月12日，中国现代著名作家、诗人、戏剧家、历史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、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6岁。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，中国科学院院长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，全国文联一、二、三届主席，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著有《女神》《屈原》《虎符》《蔡文姬》《棠棣之花》《甲申三百年祭》《青铜时代》《十批判书》《奴隶制时代》等历史剧、论著及大量诗文。

　　作为中日现代关系史上的顶尖级人物，郭沫若在日本生活了整整２０年，然而日本文化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显著的痕迹。可以辅证这一点的是，在郭沫若宏富等身的著作中，找不到几篇论述日本文化的文章，比起在其他领域里的巨大成就，他对日本的研究不能不显得薄弱。这确实耐人寻味。

　　由于偶然的机遇，１９１３年底郭沫若赴日本留学，时年２２岁。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，这是一个文化人格已经塑定的年龄，郭沫若不受日本文化的同化，由此可以找到相应的解释。然而，对于郭沫若这样的人，精神气质比起年龄来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。郭沫若身上有一种叱咤风云、雄视千古的英雄气概，借用他的一副自集对联来形容，就是“内圣外王一体，上天下地同流”。这种气概，决定了郭沫若不会把日本放在眼里。

　　平心而论，郭沫若对日本文化并无特别的反感，刚到日本时，在家书中称“此邦俗尚勤俭淡泊，清洁可风”；对日本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也很赞赏，认为日本学生无论高中小“均有赳赳武夫之概，体魄既壮”；又称赞日本科学进步，“近数年来，竟骎骎乎有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之势。国无弃材，人有职守”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郭沫若真的把日本放在眼里。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化英雄，郭沫若不可能拜倒在日本的脚下，尤其是在它不可一世、欺负中国之时。恨和尚累及袈裟，况且郭沫若对日本文化本来没有高的评价，甚至对日本人崇拜樱花，郭沫若也审之以讥讽的眼光。

　　然而，郭沫若的轻日还有更深刻的原因。１９２０年３月３０日郭沫若写给宗白华的信很能说明问题：“我们在日本留学，读的是西洋书，受的是东洋罪。”所谓“东洋罪”，就是日本式的种族歧视，其所以难忍，在于它有一种中国人看来等而下之的性质。所谓“东洋”，当然是相对于“西洋”而言的，“东洋”不如“西洋”先进，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，无论是立志“脱亚入欧”的日本人，还是追求“全盘西化”的中国人，都不否认这一点。留日学子由于家境不济无缘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洋文明，只好退而求其次到日本，通过东洋二道贩子学习西洋，心里已是不甘，所以郭沫若接着写道：“我真背时，真倒霉！我近来很想奋飞，很想逃到西洋去，可惜我没钱，我不自由，唉！”

　　读西洋书，娶东洋妻，写作翻译，开一代诗风，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甲骨文，构成了郭沫若丰富多彩的东瀛生涯。然而，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在西方的文化思想背景下展开的。新诗创作就不说了，完全是泰戈尔、海涅、歌德、惠特曼等外国大诗人影响的结果；甚至连那位东洋妻，也是日本女性中的另类，是一位献身基督、具有人类主义情怀的贞女，与传统的日本女子大不一样。假如给郭沫若留日时代的著述盘盘点，就可发现，除了自传体小说中的日本背景，其他作品与日本相关的内容很少，尤其是翻译作品，除了一个河上肇，其余全部被西方人囊括。这也可以从郭沫若的异域交往中看出，他几乎不与日本文化名人来往，中国学子崇拜的日本文坛巨头，不入他的法眼。田汉有一次约他去拜会佐藤春夫，他谢绝；又约他去会秋田雨雀，他也谢绝。郭沫若称自己的这种脾气为“不带贵”，然而这似乎并不包括西方文化名人。

　　然而，与那些主张“全盘西化”的人不同，郭沫若并不菲薄中国传统文化，相反，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者、宏扬者，而且他对中国文化始终充满信心，这从他对孔子的高度评价、对老子庄子思想的积极阐释中可以看出。在他看来，活力四溢的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化本质上是一致的。因此，郭沫若的精神结构中，大中华主义与大西方主义是有机地胶着在一起的。正是这种“大中华”加“大西方”的文化心态，阻碍了郭沫若对日本的深入研究。郭沫若曾这样解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，“那已经人满为患的几个岛子，在殖民价值上哪里能赶得上我们？因此在日本民族觉醒了、自行振足起来的时候，欧美人倒也满不在乎。他们乐得有我们这个太牢在手，无暇去争吃小鲜。”这是典型的外因决定论，不足以解释明治维新的深刻内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