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福布斯的“纳税痛苦指数”的争论终于真相大白，美国人所说的“痛苦”并非指纳税人，而是针对投资者。但由此引起的话题却没有停止——中国人是在愉快地纳税吗？

　　总体而言，中国宏观税负约18％，低于发展中国家3个百分点，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。如果加上土地出让金、社保等预算外收费，真实税负为31％－32％，与发达国家差不多，远低于北欧国家50％左右的总税负比例。在这个背景下，倘若国人因纳税痛苦，原因可能来自两方面：一是结构性的税负不平等；二是税收没能有效转化为民众福利。

　　国家税收承担的一项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，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随着收入的增加，适用的税率会提高。于是，高收入阶层承担的税率会比低收入阶层高，然后通过公共财政支出形成社会公共福利，以此来拉平收入差距，完成二次分配。然而这几年的数据显示：在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中，工薪阶层缴纳的比例超过六成，而富人的纳税不到一成。当前的税收制度违背了“多得多纳税”、“损有余而补不足”的原则，税收本应发挥的作用演变为事实上的“劫贫济富”。此外，中国经济增量中被税收拿走的过多，这些年的一个普遍趋势是：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，而经济增长率又远低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率。这说明，在居民创造的财富中“大头”都被税收拿走了。

　　这还不是纳税人痛苦感增加的根本原因。国家税收应该是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”，但中国的事实是，公共支出中用于提高民众福利支出的比例不高。官方数据显示：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是政府行政事业费；经济建设支出增长减缓、比重下降；而关系民生的社会事业的支出远远不够，文、教、卫生支出比重基本未变。比如社保基金占GDP的比重，目前中国占4％，美国早就超过了10％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政府的越位现象非常严重，一个典型表现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，各地的豪华政府办公楼、大广场、迎宾大道等占用了大量的公共支出。在行政支出中，仅公车的支出每年就要花掉3000亿，公款吃喝达到了4000亿。

　　税负过高、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的并存，根本症结在于当下的财政体制仍然被计划经济思维笼罩。在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未建立的前提下，消除居民的纳税痛苦，只能尽快确定公共财政体制。公共财政体制所贯穿的理念是，国家税收的目的，是为公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。而公共财政所具有的两个特征是：公共财政是高度民主化的财政，它必须最大可能地反映公众的意志，体现财政的民主性原则；公共财政是高度法治化的财政，要依法理财，体现财政的法治性原则。

　　(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)